《史记》作为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一直以来都被学者们所重视。尽管如此，由于作者司马迁的个性化写作风格和其在记载过程中可能的主观情感，使得《史记》中的部分内容引发了不少的质疑。对于其中的一些记载，很多人抱有半信半疑的态度，持有一种姑妄言之，姑且听之的心理。 例如，曾有学者怀疑《史记·殷本纪》中的殷先公先王的世系存在错误。幸运的是，王国维通过对甲骨卜辞的研究，证实了《殷本纪》记载的可靠性。可此后，质疑的目光转向了《史记·周本纪》中关于周王朝先王世系的记载，许多学者依然对其准确性表示怀疑。由于缺乏有力的物证，这种对《史记·周本纪》记载的怀疑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为各类研究资料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然而，这一争议的局面随着陕西省眉县杨家村附近一批重要文物的发现，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杨家村被誉为一块宝地，那里埋藏着无数的文物宝藏，至今依然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其具体的埋藏情况。 1954年，考古人员在杨家村附近的发掘中，发现了两件青铜彝方尊和两件青铜彝驹尊。这些青铜器上的铭文为我们提供了西周时期军队部署和畜牧业发展的宝贵信息。1972年5月，又一件重达78.5公斤的大铜鼎被出土，鼎上铭刻着27个字，详细描述了周成王的妃子姜赠予贵族土地的事件。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对这件铜鼎的铭文进行了拓片研究，并撰写了重要的考古文章。1985年，考古人员在杨家村又发现了一套完整的青铜打击乐器，其中的编钟每组三件，均为国家一级文物，且每件编钟上刻有129字铭文。 2003年1月19日，杨家村的村民在取土时又有了惊人的发现。这一天，五位村民在村北的砖厂附近作业时，突然在地面十多米深的半坡上发现了一个拳头大的洞口，并从中冒出了青光。大家纷纷围拢上去，发现那是四件大铜鼎，正闪烁着青绿色的光芒。大家意识到这是珍贵的文物，便开始讨论如何处理这件事。经过商议后，他们决定保密，王宁贤一人回家打电话通知相关部门，其他四人则留守现场。
展开剩余43%傍晚时分，考古专家赶到现场，并在当晚展开了紧急发掘。出土的文物竟然是一个罕见的青铜器窖藏，直径约1.8米、宽1.4米、高1米，内里整齐地排列着27件青铜器。最令人激动的是，这些青铜器上大多都带有铭文，其中一件大鼎的铭文清晰可见，写道：唯四十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康穆官王……经专家考证，这些青铜器属于西周晚期、周宣王时期的遗物。 经过进一步的研究，考古人员确定，这批青铜器属于一个名为逨的人，他是单氏家族中的第八代人物。这些器物的铭文总计4000多字，记载了单氏家族的历史，并详细列出了西周12代王朝的世系。从这些铭文中，专家发现了《史记·周本纪》记载的周先王世系的确切证据。这一发现彻底打破了之前对于《史记》记载的怀疑，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西周历史提供了无可争辩的证据。 这批青铜器的最重要遗物之一是逨盘，其铭文详细记载了单氏家族八代人辅佐西周十二代周王的功绩。这个发现首次印证了《史记·周本纪》中关于周先王世系的记载是可靠的。 此次发现的文物极其珍贵，对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意义深远，同时也证明了《史记》作为史家经典的权威性和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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